当政策制定者将威胁进行内化的时候，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就对危机管理而言，这种威胁对任务驱动行为与任务化解的影响最为显著。事实上，不管是通过实验，还是自然实验，大量的研究结果都证明了这一观点(Lazarus, 1966;Coelho, Hamburg, &Adams, 1974)，即个体感知到的压力程度与政策制定者的任务绩效之间存在着相关性。这种相关性表现为在危机情景发生时，个体压力会提升和改善政策制定者的任务绩效。换言之，任务绩效会随着个体压力程度的增加而提高，呈现出正相关关系。但这种相关系数并不是特别大，也就是说，前者随后者变化的程度比较缓和。

值得注意的是，二者并不总是成正相关。随着压力程度的增加，超过一定程度时，政策制定者的任务绩效改变将会停止，然后开始下降。当个体感知到的压力足够大时，其任务绩效会变得异常糟糕，甚至比没有压力时更差。因此，总体来看，个体感知到的压力与政策制定者的任务绩效之间呈现出倒“U”形的关系

那么对于管理者而言，识别并把握这个压力感知的临界点就显得非常重要。因为这是有效预防压力对政策制定者绩效带来消极影响的前提。赫尔曼认为，我们在运用这种关系的时候，要将其纳入不同的情景下加以考量。他认为，至少有三种情景：任务类型（比如任务的复杂性等）、个体特征（如对压力的承受能力等），以及组织构成（如构成的组织类型等）。除此之外，赫尔曼指出，我们在运用和分析时还应当注意到以下四点；（1）政策制定者在纳入危机情景时，不需要有压力感知的经历；（2）政策制定者不必在整个危机处理过程都表现得完美无缺；（3）并非所有影响都是由个体感知压力所造成的，危机类型也会对个体、群体，以及组织产生影响；（4）危机并不是产生个体压力的唯一因素。

虽然很难对政策参与者的压力承受能力进行准确测量，但个体在危机情景下所表现出的一系列表情、神态、行为等都可以反映其承受的压力，以及这种压力对政策制定的影响程度。以政策制定者在常态压力情境下的危机应对为正常模式（normal pattern），我们可以观察这些模式在高度压力情境下的表现。在本文中，赫尔曼将结合已有文献与研究经验，构建了一套外交政策危机中政策制定者的压力测量指标，具体在后两部分加以探讨。